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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诗歌一个恒定坐标

还原诗歌的一个恒定坐标 亦然 在哥尼斯堡城置放着一座不朽的铜牌,铜牌上镌刻着一位在城堡终其一生的著名智者这样几句话: 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是使心灵充满…

还原诗歌的一个恒定坐标

亦然

在哥尼斯堡城置放着一座不朽的铜牌,铜牌上镌刻着一位在城堡终其一生的著名智者这样几句话:

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是使心灵充满始终新鲜且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那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这个智者就是哲学大师康德。他的著名的论断在给哲学树立的一个恒定的坐标的同时,也给文学和诗歌留下了永远在大海或者星空闪光导航的著名论断。这个论断阐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外部世界,一个是内部世界。而对于文学,对于诗歌,对于一切艺术来说,时代和现实生活,个体或者人类所面临的承受的感触的现实(物质)世界就是浩瀚而广袤的“星空”,她的天涵地负还馕括着一种气息,声音,乃至一切的时间和空间感念,一切的爱和恨,一切的高和低,一切的雅和俗,一切的铜和绸,一匹草,一条河,一只鸟,一匹过隙之驹,一朵始乱终弃的浪花,这些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一切,就是作家和诗人的“星空”,它们以物化的包容和神话的覆盖,统治了人或者世界的一切。但是,诗人和艺术家首先属于这些可以仰望但是绝对无法超越的“星空”,属于难以抵达的纯粹。虽然诗人有特异的思想和敏悟,而艺术自有艺术的规律。它与凡夫俗身一样,总是“无法提着自己的头发上天”的,无法“用自己的左眼望着自己的右眼”,无法“脱离现实的生活”,从而“一跟斗”撞进神坛,浮出“水面”。实践证明,像大力神安泰一样,一切艺术只要脱离土地(星空),就会失去生活的依靠,艺术的源泉,飞跃的翅膀,直至灭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谬的事情。”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时间和空间组合成就了时代,组合成就了星空,所以,一切意欲超乎“存在(时间,空间)”以外的存在是不现实的,也是荒谬的,甚至是可笑的。

时代或者星空(外部世界)在这里既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空间概念,它们无法不在,无处不在地感染着,影响着,甚至改造着我们,一切渴望超越现实,走向虚无,逃避生活,对身前身后事无关痛痒,充耳不闻,熟视无睹的新新人类,要想在艺术女神缪斯的菩提树下获得杯羹恩赐或者点滴蛇性,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向后转,走回去,自觉不自觉地在今天,或者明天回归“星空”,回归“大地”,回归“人民”!我以为,艺术的从来纷争,与哲学的唯心观和唯物观一样,无非只是一个是关乎世界的本源的争论,一个是关乎文学的本源的争论而已。

所以,不管你是鹰,还是鸦,你的根在哪里?这是一切的鹰们或者鸦们首先要搞清楚的事情。没有关于“星空”的体验和思索,仰望和敬畏,心灵的世界的自觉流泄和恣肆发挥就会是无缘之水,无本之木,一切渴望借此感动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世界的钻石般珍贵而奇异的艺术质本就是空穴来风,天方夜谭。因此,诗人无法逃离一人之家园,一鸟之天地,一鱼之池塘,他必须,也只有用自己的脚印去感受,去体验,去丈量,去超越,去承担,去求索,去共鸣,哪怕接踵而至的是黑暗和光明,沉重和痛苦,升华和浮沉,灾难和毁灭,以及一切生活的快乐,一切死离的痛苦,从而面对责任,学会担当。对的,要学会担当,这很重要——与其说这是一位满怀憧憬的诗人哑哑学语的最重要的基础,这是光顾月球的求索者在承重的外力下坚危迈出的向前的第一步,无如说这是一个诗人作家走向大气和大成的“独木桥”。只有趟过或者通过这座独木桥,才是根本性的问题——即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方向性问题。它有如迷途于森林莽原的跋涉者,心中必有北斗一样!为此,诗人的任务必须是像渴望成长的黄果树一样,要向上,根必须紧紧抓住“大地”。

无容置疑,在现实的土地上,诗人又是心灵世界和精神大厦的构造者!在物质世界的感受、把握、储备和体验中,她不应该只是机械地本能地实录地反映“星空”,而是应该有自己的固有的超越和穿透,在“粮食”的酿造和升华,时间的发酵和坚守,等待和期望中,寻求一种由物化而“酒”,由“外部世界”而“内部世界”的过程。从而,达到借助诗歌和文学的翅膀,实现润物无声,春风化雨,濡化影响,改造调整,张扬鞭笞,在物化的承受中,催生心灵的接受或者抵制,融合或者默化的花朵,进而在现实的坚实的土壤或者河床中,通过把文学作为架构现实世界的积极的美妙的崇高的理想世界中的“大厦”,积极有为地“反映”和“张扬”,“鞭笞”和“干预”生活。

如果我们把“星空”比喻为大海,那么,“内心的道德法则”就是航标。一个大气而有思想的诗人或者艺术家,应该透彻地感悟和深切地把握康德给予我们的玄妙高深的大道,理解这“非常道”的深度的哲学道理。从而说明,一切的关于“文学死亡论”,“诗歌末日论”,关于文学的诗歌的这条“蛇怪”的无为论的甚嚣尘上,一切的否定一切,批判一切,打到一切,远离生活,崇尚小我,进而除了自己以外,一概的给予大棒,一概的予以封杀的文学无用论者,我们对付的办法当然不是给予同样的“大棒”,不是给予同样的“胡椒”,不是给予同样的否定之否定,而是用真的勇士的风范——我们知道,一只螃蟹,行走在物欲横流、虎视狼瞪的大街上,必须戴壳!这个“壳”当然是诗歌或者艺术的恒定坐标。诗歌是一个孤独的事业,我们说她孤独,因为,他是只有依靠自己的精神(心灵)世界与外在的物化世界(星空)的接触与反映中才产生的共鸣,她相当于只有经历云彩的蕴集磨合,才能产生电闪雷鸣,产生“扑灯蛾扑向了火”的那一时刻的訇然巨响——这声巨响当然不是耳朵的物化听力所见,而是一种心灵的震颤共鸣,是钟子期与俞伯牙的弹拔与聆听!

我以为,成功的诗人,必定是这样的诗人:把“星空”和“心灵”,把内部和外部有机地连接在一起,在“你在此岸,我在彼岸”的两个世界中架起一座桥梁的人!而架起这座桥梁的特殊材料靠什么呢?它不是依靠“雨后彩虹”,不是依靠“声色走马”,不是依靠拔掉全部“羽毛”,而是以恒定的坐标为向,以鲜活的文字和崇高的境界为浆,推动着这艘向前的航船,把作家和诗人完全主动地积极地推向时代、时间、时空的代言人。

我呼唤,归还诗歌,归还文学,归还一切艺术的生活本源,方向本源——因为,一切的过去都是现在(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的存在都是合理,一切的“写作都是为了作证(作家莫里森语)”。所以,我相信,诗歌与文学,文学与艺术,这些都应该是担当大灵魂的载体。文学和诗歌的倾向性问题,包括思想、道德、政治、经济、伦理、教义,虽然已经定势,但是,我以为是没有从根本上定性,有时又左右摇晃,无所适从的问题。大家有心就会发现,就是左拉的自然主义所倡导的纯自然,纯动物,纯客观的创作思想,我们的后人发明的那些零度写作或者冷叙述,陶渊明的隐士桃源,阮籍的借酒避世,都无一例外地无法谋杀作家的立场、质本、品性、操守的。事实上,越是优秀的作家和诗人,越是麻袋装锥子一样,势必越掩盖越露出这些优秀的“锋芒”来。不管人们是如何抹杀诗歌的积极功能,社会效应,不管有些居心叵测的人怎样割断诗歌与现实,与国家,与精神,与主义,与生活的联系,不管这样或者那样的版本,拒绝关怀和照亮,拒绝滋养和激扬,拒绝扑击和反抗,而关照“星空”和“心灵”的诗歌,总会这样永远地一路高歌下去的。她就是一座缄默的山,她就是一条无言的河,她就是一只傲视一切,敬畏一切,感恩一切的鹰!

我不是鹰。但是,我尝试着扑腾的声音已经响起。我渴望着起飞,从我的巴河的一个早晨出发,沿着那个座标——星空和心灵!以此作为《巴河的早晨》的结束语吧,以告慰除通河以外又一条河流的逝波和那些逝者如斯的岁月,让那些随巴河一起露水纷披的诗歌,潮润雾湿的湿地生态,飞翔扑腾的白鹅,一江滔滔的语言留存下来,连同横无际涯的星空,放达天地的心灵!

别了,我亲爱的巴河和巴河的早晨!

亦然简介:作家,诗人,行者,无足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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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亦然

评价:理想世界的鹰、蚂蚁和大象。 名言:人生,就是不断地战胜自己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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