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青花”民族叙事的精神向度 ——洪加祥与当代诗歌史互为视野（作者：木易）

“寂寞的青花”民族叙事的精神向度
——洪加祥与当代诗歌史互为视野
                          木易
“大角度跨越，长距离思考，深层次辨识，是诗人的一贯主张。从冰冷的事物里抽丝剥茧，在思想的维度中彰显刻度，刻度中的深度又全息地对历史和事物进行断代，张力的窑口里还不乏诗人自己的专业的体温。尤其是专业的体温在内视中叫受众看到了诗人对历史皱纹的烫熨，以及对现实社会肌理的准确透视。”
——2022《中国诗人》授予洪加祥年度诗人颁奖词
一
洪诗修辞繁复精确，行文绵密磅礴，艾青称其为“浙江文坛黑马”。新世纪以来，洪加祥在寻找汉诗语言、形式、精神重构的极富“理想主义”的诗歌写作中，对汉诗、汉语“本体性”的开凿与拓建，诗学之路越来越开阔，显示出不断探索的理想主义使命感、责任感，尤其在“回归”传统、“复归”古典方面，不遗余力，在当代诗坛具有典型意义。洪加祥用汉语诗歌所本有与独有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思想方式与美学特质，来作为诗歌风格与个性的根本“皈依”，并以民族传统文化充实与壮大诗歌自我实践主体。同时以民族个体的身份，以职责、良心与信仰，传递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粹。以极具感染力和穿透性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气魄，以对民族魂魄的终极性价值坚守，缔造出属于汉语新诗本质而恒久的民族文化与美学气质。
我与洪加祥多次展开关于当下诗歌的探讨，洪加祥诗歌的视野格局，超越了其他诗人对中国诗歌未来发展的理解。他以民族文化精神本位，坚守正统诗歌立场，坚持“纯正化”“向上性”写作，以人文主义精神观照与反思当下中国社会存在、文化存在、诗歌道场，对传统与民族质精神的“式微”发出痛惜哀婉之声。这里有必要再次介绍洪加祥，使读者明其所以。
洪加祥，浙江开化人，浙江日报首席记者，宁波大学、中国计量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和国家级文物鉴定专家，北京国博文物鉴定中心鉴定专家、全国工商联古玩业商会古代艺术品鉴定中心顾问、浙江省收藏行业协会顾问，浙江世贸拍卖公司顾问、上海御承拍卖公司文物艺术品鉴定专家；《中华朗诵》杂志顾问；曾在《诗刊》《人民日报》《收获》等发表千余首诗，著有《腔调》《死亡火把》《梦中的橄榄树》《匍匐在岁月风雨中的花朵》《城里的月光有点感伤》和诗集《美丽的忧伤》《最后的芭蕾》《山林启示录》《乌溪江放歌》等36部专著、一千万字，有组诗入选《2021中国诗歌年度排行榜》榜首。入选《中国当代诗坛十佳杰出诗人》《中国当代诗坛经典校本选读》。曾获中国新闻奖、中国报告文学奖、中国青年报刊优秀报告文学一等奖、《中国诗人》2021—2022年年度诗人奖、浙江作协优秀散文奖、浙江新时期报告文学奖、浙江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特等奖、广东省报告文学一等奖等计百余次，多部报告文学作品被拍成电影、电视剧。
洪加祥自1971年开始新诗创作，至今年52年，1986年后专攻报告文学，至今年跨37年。50余年以来，洪加祥以身做器，躬身入局，无论是诗歌还是报告文学，抑或是近年来展现出的“优秀叙事能力”——散文写作，洪加祥都没有选择“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两种写作阵营，而是走上一条独自寻觅的道路。即以传统、民族、民本价值意识为基石的汉语新诗，围绕一些亘古不变的主题，如怀古、思乡、参禅、古器等，但对这种具有封闭界限的文化创造与诗歌实践中，洪加祥在突围，试图实现某种超越，实现新的视阈下文化“消解”的力量，这种创新式的表达，绝不是对某种“话语权力”和“流行话语”的模仿，而是来自于他的“保守”，来自于他本身所超乎于人的诗学体系。
在目前略显沉闷的汉语新诗写作现状之下，洪加祥诗歌不断传递着民族意识，这些行动的整体构成了新世纪下汉诗的民族品性。而并非所有的诗人，都能以个体的写作对整体与未来产生影响和启发。事实上，不少诗人还停留在脱离“整体化诗歌格局”，不断陶醉于凸显个性、私人化的“个人写作”“细节写作“身体写作”等一种“小写作”的趣味中。他们以日常口语对文化传统进行“悬置”，以空前绝后的群众参与性、世俗性、随意性和狂欢性形成了一股反崇高、反圣化的文化潮流。集中表现为拒绝精英化、理想化、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提倡口语化，诗中充斥反讽、调侃黑色幽默等诗学主张。这种规模化的先锋叙事激流勇进，直接导致传统的书写方式节节衰退，影响一众诗人的创作观念，由此大众写作者的价值立场、审美意识发生了深刻地分化。在大量的诗歌中，他们消解忧患意识，瓦解由个体信念支撑的精英文化秩序，没有了过去和现在、真实和虚构、重点和非重点的区别。断代的文学观念、虚无的诗歌精神、零度的写作情感，让诗人无法将当下与历史准确连接，寻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书写状态，诗歌从文学“正宗”的中心位置上跌落下来，从被瞩目的热门焦点走向了被遗忘的边缘。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立场”争夺话语权的闹剧中，“下半身写作”携带着泛滥的性欲和粗鄙的性符号闯进公共传媒的视野。他们执意追求语言上的“狂欢”，淡化乃至取消了诗歌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意义传达，而让位于话语欲望的尽情释放和叙述技巧的炫目演示，文化上表现为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回避、反叛与消解。在他们“人”的观念中，更看重的是人的个人性因素，而对人的文化属性、社会属性关注较少。在张扬生命意识的同时淡化甚至忽略了诗的使命意识，出现了琐碎化、庸俗化的弊端，在一些诗人的作品中，反崇高、反理想的倾向十分明显，诗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新诗处于表面热闹而实质更加沉寂的状态。
分析其原因，一方面，一些在诗学趣味上过于贵族化的“学院派”诗人，乐此不疲地在纸堆、典籍、历史遗迹等处寻找诗歌写作资源，进行一种“悬空式”的诗歌写作。“消解”了对生命的形而上追问，诗歌中缺少“人文关怀”精神，这种诗歌写作不管是在修辞技巧、语言词汇、文体形态上，都十分注重西方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技巧的运用，使诗歌写作呈现出过度“西化”的态势，诗歌缺乏历史深度、理想精神价值；另一方面，一些非“学院派”的诗人，与“学院派”写作方式相反，他们追求极端的明晰和通俗，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更加平面化，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人物趋于符号化，这些诗人大多以先锋的姿态，以通俗化和口语化的语言形式，把大众旨趣奉为自己的写作原则，普遍放弃了文学的深度建构模式，诗学趣味呈现出明显的“粗鄙化”特征。以欲望和无意识活动作为诗歌元素，运用譬喻、反讽等修辞手法，将语言的游戏功能发挥到极致，对知识分子叙事所特有的凝重优雅等形成了美学意义上的冲击。
此外，一些“中产阶级趣味”的写作者，在艺术上追求极端的“自由”，不太讲究诗歌的艺术法度、在诗体探索上没有固定的规范、在美学取向上没有一致的目标，有些作品显得非常个人化，私密化。他们竭力给大众呈现出践行以“雅”为方向的诗歌传统，而实际上却在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这样的写作者假装超然地书写着支离破碎的“个人化”细节和琐碎的“私人经验”，缺少对当下现实的关注，逃避对生存困境的探索和思考，这明显受到了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
从洪加祥略带悲剧主义色彩的写作道路及诗歌作品中，我们应该看到，在这个时代中，在无根的、解构的时代体系之中，许多作品会走向被时代、民族“抛弃”的命运中。而在洪加祥从保守走向坚守的诗歌民族品性建构之路上，他基于民族精神与传统文明本位，对“西学东渐”而带来的负面影响给予的是质疑的态度，对工业化、城市化等诸种潮流给予了深思后而选择对峙而立的“本土性”姿态。洪加祥立足民族文化土壤，对外来文化的经验进行择取，守常补缺，重构新的诗歌精神，坚守精神高地，在反思90年代诗歌经验的同时，努力重建诗歌与现实的对话机制，尊崇个人体验和自由想象的无限灵动性和语言游弋的极大张力，而也正是由于这种态度，使他创作出了众多优秀的诗歌作品，他在诗艺上坚持不断炼化，广泛接受中外诗歌艺术营养，沟通中西诗歌艺术、探索现代民族诗歌范式。洪加祥的诗歌创作就像是一个丰富的多面体，他尝试探索多种诗形写作，每一个侧面都闪烁着不同的光辉和广博高远之气，他精深的艺术技巧、扎实的知识储备和不拘一格的灵动想象使他的创作意蕴深厚，构造出富于传奇色彩的诗歌世界。
二
洪诗将“先锋性”“现代性”与“现实性”共通。诗歌精致有腔调，形式变幻无常，内涵深远悠长，这也是由于他一贯坚守的文化、诗歌价值体系所决定的。而这一体系是源于传统的，洪加祥的诗歌不仅有一般意义上感性与哲理的对接，更有广阔的传统文化资源引入、现实中国映像的照进、诗意哲学的寻根、生态文学的拓展、古典美学的现代重塑等。在对诗本体的投射中，洪诗跳脱了个人化、私人化、具像化的“小我观照”，重在对现实实相的真实写照。其诗作以底层视角、悲悯情怀来书写民族大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存镜像，极力恢复中国汉诗的抒情传统。在赤裸的现实面前照入对民间生活的温情与人性之希望的诗性书写，同时向经过现代拓展的古典抒情语言作本真回归，宣扬和传送中和、温润的汉语本具的高贵品性。在《无法分类的知识分子》中，诗人这样诉说：
孔埠河捞出一脸盆碎瓷片
青花的，五彩的，还有影青的
我分了类：景德镇窑的
湖田窑的，还有开化窑的
是明代中国瓷器水运的遗存

可分类的，都是有规矩和模式
那些按设计制作的工匠
人和手艺终可传承

真正的知识分子特立独行
无法分类，有的无二
有的另类，无法用瓷器仿制
或隐于闹市或藏于山野
难以复制，活一个死一个
都不可传承就如鲁迅
有走火入魔的，可能会带偏一个世界
心怀慈悲的，可高悬天空当指路灯盏
这些人多数冷脸心热，甚至有的死不认账
看似文化艺术可有可无，实是国运关键的
活血化淤，一次次补钙
看一个人是否“三热爱”，不单用眼或嘴
要用时间和心，真水无香，很纯
清风无力骨透明，能刮得社会
从头到脚趾透着舒缓、深沉和愉悦
在这类具有“怀古”论调的诗中，洪诗脱离了狭隘的技术主义的雕琢，而是真正发乎于心，落于笔下。流畅，充满古典诗歌的节奏和韵律，“散文式”的语言在一张一弛的节奏中呈现出一种古风绵长的“复古”情调。在节奏方面，虽然诗行长短不一，但这种融入诗人呼吸的节律能随处可察，这首诗所呈现出的基本的文化语调与价值文化基础。我们在这首诗中读出了理想意义中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具备的承担精神、苦难意识，以及诗歌具有高贵的品质，和通向人民与土地的永恒联系，而诗人也犀利的直指“有些人”因为“缺钙”而最终影响到的“国运”，并对此发出了深沉担忧。这和诗中同样提到的“难以复制，活一个死一个/都不可传承就如鲁迅”中“鲁迅”的对“国民性”“民族劣根性”等问题有着本质上的相同，发人深省。
“碎瓷片”即象征着消失的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碎”所代表着现实层面的“空”与诗人内在心理的“碎”，一种深刻的落空，“特立独行”深入而形象地诠释了洪加祥的内在情感心理：悲悯、哀伤、痛楚。在这里，面对自我在破碎山河之上的孤独与脆弱，面对自己秉承信仰衰微的内在苦涩；而另一层意思，则是有一种大悲痛，一种更为宏观与广阔的诗歌价值意义，这是民族之痛，传统之痛，以及未能传承这种民族文明与传统文化精华的“内在”之痛。这其中的痛苦，包涵着个体与民族共有的双层之殇。在类似于佛教对“慈悲”的本质指认中，末两句又以轻柔、抒情的比喻，“清风无力骨透明，能刮得社会/从头到脚趾透着舒缓、深沉和愉悦。”留下清晰又绵长的余韵，以极为简单、较为纯正的汉语获得了一种深沉的力量，也容纳着外物、时间、人生的丰富意义指向。转折回旋，自然无痕，以古典而质朴的写意风格充盈了现代诗的构成因素。在《一生能刮几次西北》（节选）中，洪加祥同样抑制不出内心的“大悲恸”而“忧伤”这首在当下语境中有着卓异、大气而悲恸憾人的力量的诗歌，诗歌如下：
好大的西北风，围着胡杨慢下来
把西宁猛烈阳光打散
我，刚用飞机把自己搬来
逃离杭州苦夏，现在又撑开
一顶特别遥远的青海云
如蒸笼取出一只馒头，所表达的热
渴望皮壳恢复老辣而传神
精神内耗一下，风惭凉爽
有点刮我肌肤寒

一生能刮几次西北
蒙族马头琴与我心中仍响的二胡
本是忧伤风，二胡拉出一种蛊
真悲催，马头琴响的是欢乐的忧伤
到底谁真忧伤，人不清楚
风清楚，好风刮不伤人，养人
而我们是风刮来的浙江种子
能不能适应西北的盛情
我，承受了格尔木全羊烧烤
西北曲调交织，火烧火燎不能自拔
在这首充满悲剧精神彩色的文化“悼亡”之诗中，洪加祥深沉、哀伤、而又内蕴深思地描绘大西北，这首诗也会注定成为洪加祥的代表之一。在以这类作品为代表的诗中，洪加祥实现了通过对文化母体的追寻来觅得民族诗歌发展的不竭动力，对传统文明失位的痛楚，则源于他文化与诗歌传承者所秉承的诚挚与良心。其使用的鲜明中国传统的词汇，如“二胡”“马头琴”“蛊”“梵音”“藏庙”“黄河”“祁连山”“月亮”“金哈达”“马儿”等都带有鲜明的传统文明的痕迹。而更重要的是，这些词汇以及在这些词汇之中所萦绕着的中国传统式的“感时伤国”的深邃而浓烈的情感，都在缔造着汉诗的某种民族品性的生成——尽管对文化母体的追寻是艰难的。尽管直面血淋淋的现实是残酷的，但洪加祥最终的目标不会发生改变，他对文化与诗歌的民族品性建构本体的工作，依然充满着梦想。在《令人慈悲的古镇》（节选）中，诗人这样说道：
十三岁那年，我上山砍柴
下河捉鱼，但再难忍的话
不是饥饿与寒冷，而是街头小巷、隔壁人家异样目光
古镇人尽管大多谦卑，却见过码头
圆融而世故
可怜或者怜悯，两个字是两座山压下来，难以动弹
清晨买菜做饭，急匆匆赶渡船过河
上高山读书，晚上赶回家
周而复始，两字压心底
有时忧伤如野菊花开遍眼前
有时冷眼笑笑，不再直视他们
从小，我明白什么叫慈悲
也慈悲难以改变命运
…
四十多年过去，山花烂漫
古镇依旧站在芹江上
向旅人絮絮叨叨讲自己一千年
不变的青山绿水石桥与世俗
…
这首诗里极具可供解读的内在因素。首先“过去”（诗中多次出现明确的时间指向），即代表着过去虽代表的逝去的乡土中国的传统自然之美，也呈现出过去人们狭隘的世俗化崇拜意识,或许我就是“做个卖布的或一辈子在码头看船。”在“古镇”里，人们向往的是“不重复”是“冲出大山重围”，是用“自制命运之刀，去划开山里人简单善良与目光短浅”以此来“爬出小镇怜悯的世界”，最终实现“反叛了原本的命运”。洪加祥在这里道出了特定年代下知识分子的困境。同时，也可以看出洪加祥对历史取的是人文主义态度，他并不是冷眼观看的，而是以“在场”的姿态来参与当下诗歌写作进程。而更让人忧虑的是，“古镇”里的人们以“反叛”来“逃避”古老的美，即使“野菊花开遍眼前”“渡船过河”“千山绿水石桥”“码头看穿的”“上山砍柴”“小河捉鱼”这些东西在我眼前，也“难改命运”，或许在那个时候看来，精神层面并不重要，重要的物质、生理的满足。
反讽的是，那些时常嘲笑传统文明没有生命感的人，却不得不褪下华美的外衣、接受天道人命的永恒秩序：“和那个过早可怜我的古镇/崇高与缈小，心已不再纠结/尽管古镇千年未变/对它仍有江尾向源头的慈悲。”这样的诗句，没有下结论，但以一种参差感的反讽，说明出了因一种盲目追随西方而形成的时代文化的先天缺憾，也更坚持了自己遵循的传统、民族、自然、天道之本位体系。洪加祥在实现对一些迷惑性的价值进行反思与对峙的同时，他更注重的是自我的坚守，对汉语诗歌的文化母体与文明空间的忠诚与向往，对民族风骨与“中国性”的捍卫，这也是构建当下新诗民族品性的一个重要基础。在诗歌《望湖楼上忆家母》中，即切实从文字中传递出从传统失位的沉痛走向带有信仰的、悲剧式的坚守民族文明的诗学转换轨迹：
多年过去，历劫归来时
我在湖上生活三十年
孤山保俶山草木深
但从骑马墙上的徽州，暮云千里色
到金山银山的开化绿水青山
没有独步天下
我始终心驻坚强的母亲
那个节俭一生、爱我疼我
多病的母亲
如今，我已暮年在湖上快活
无法带至亲挚爱来此聚一回
再吃一次茶也无妨呀
我将茶杯仰天举起心绪难平

如今，湖上吃茶方式千变万化
大碗茶铁杯茶小盅茶建盏茶
一杯茶，佛家看到的是禅
道家看到的是气
儒家看到的是礼
商家看到的是利
可茶说，我其实是一杯水呀
一湖春水煮不尽
亲情与茗香无限交织在弥漫
2月22日凌晨闻乡音，梦见母亲陈玉明大人，匆匆命笔。诗句中的语言使用已经近乎接近传统汉语的精髓之美，无多一言一语，而又以当代“口语”和现代诗歌的语言生成方式展开。在表达出具有中国民族特性的整体化温润、清淡、幽深的美学风格中，其中来自于禅意的清凉、平缓与静谧之美，更是令人印象深刻。而这一语言美学的复归，论其美感本质，就来自于审美创作主体的诚敬修炼与内心沉淀。这是洪加祥的一首怀念母亲之作，但也不仅仅是一首“悼亡”之作，他具有文本意义上更深层次的精神指向。洪加祥深情地书写与“母亲”共同充满着苦痛与期望的皈依，沉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栖息地中，沉浸在传统文明与诗歌的文化母体的精髓与瑰宝之中。
“我在湖上生活三十年”从“徽州”到“开化”甚至是走过了其他地方，令人遗憾的是作者没有“独步天下”，时间在变，地域在变，但是在诗人心中，“坚强”“节俭”“爱我疼我”以至于“多病的”“母亲”却一直未变。如今我已经“历劫归来”，到了“独步天下”的岁月，可是再也“无法带至亲挚爱来此聚一回。”“再吃一次茶也无妨呀/我将茶杯仰天举起心绪难平。”诗人在这里将“茶”引入文中，“吃茶的方式千变万化”茶具同样各色各样，但茶的根源是水，是血肉至亲，是骨肉与共，在诗人眼中“我其实是一杯水呀”，我愿与春水相煮，与亲情交织，“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海德格尔语），洪加祥在这里回归“原乡”，回望“伟大的母亲”，希望与母亲再见一面。其通过对当代汉语新诗的民族化文化母体的探索与依靠、对传统型文化空间的建造中，作为正脉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着轴心一般重要的地位。传统文化母体包裹中的文化与哲学思想，造就我们民族的整体个性与独特气质，造就了我们民族的历史，造就了我们赖以生存的智慧与根本的文化伦理信条。
三
佛教文化对于先前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性与建设性。其实，佛教的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给洪诗的内容以丰富性的渗透和深远长久的影响，极大丰富了诗人认识世界、体验心灵的方式，为洪诗的写作不断地注入着不竭的动力。洪加祥以佛家文化作为其对传统文化空间中的主体进行诗歌诠释的重要参照，他更多地面对现代人多元化时代中精神与生命构成的某种混乱、某种脆弱，而关于“禅光佛影”的书写，也更多的是在以当代汉语新诗的维度在进行新的塑造。但相比与传统范畴中的佛学诗歌，洪加祥亦是在达到相通的基础后，进行多样化观照与创新的。
洪加祥在以佛家文化观照社会与人的多元存在时，坚持着皈依的正念与正信，坚持以清净、禅定、智慧等佛学思想来“照耀”汉语诗歌的诗性抒写。在他的佛家文化观照本位中，洪加祥首先注意到的是，在一个混乱而充满暴力的时代，个体生命的脆弱，个体生命难以逃脱的“苦”，以及个体精神力量的式微。佛家文化对人生之“苦”的发现，对“苦”的因果确认，对“苦”的切实关怀，才造就了“离苦得乐”的智慧，亦更彰显了慈悲悯人的佛家根本心性。这种苦感的发现与悲悯的照入，洪加祥在试图以佛家思想中有情众生的平等性，来实现更广阔、更切实的诗歌书写。在《化境的雨水》中：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诵读时，天有了层次感
灰的乌的，蓝白色调的少
仲夏天象不太好，雨水很肥

别老想去寻雨水的化境
有生趣逍遥的雨，庄子的雨
但落到地面的才叫雨水
悬在空中，是无助的雾珠
顶多是朵想长大成仁回家的云
想象多了，李白杜甫也能当饭吃
一场大雨淋过，浑身浇透的那几个爱雨恨雨的湿人，还想体验青春诗会

殊不知，雨水的背面往往都有伞
万千遮风挡雨俗世的伞花开不尽
灭又生，仰望漫天雨深情冲刷着宁愿扛桐油黄伞在露天而不顾湿漉漉杵着
其实，背后还匍匐一望无边的善男善女
刚从尘世里撑伞过来的
也是，雨大，模糊了城隍庙
菩萨睁不开双眸
洪加祥用玄妙、佛礼的语言来进行一种宗教化的苦感发现与慈 悲照入。开篇诗人说道“如是我闻，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诵读时”，将读者引入到佛陀讲经的时空幻境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殊不知，雨水的背面往往都有伞/万千遮风挡雨俗世的伞花开不尽”以及下午中诗人提到的“善男信女”则在揭示了不同生命之间的共通之“苦”，那是雨水也化不开、冲不净的，生命在世即是一种与苦难相伴的过程。“大雨”虽在“尘世”，但是在佛法中“苦、集、灭、道”这四圣谛是揭露生命本质的重要智慧指示，在佛家思想看来，在没有明心见性之前，许多欢乐只是暂时的，表面想象，就如“顶多是朵想长大成仁回家的云”，生活却把你“浑身浇透”。然而，这种对生命之苦的展示并非简单的罗列与陈设，而是对生命本体、本我的高度观照。洪加祥在此类揭露生命之苦的诗作中，更深的内在目标，还是传递对“苦”的平息与宗教视野下的救赎意识。佛教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明的重要分支后，它绝不可能混同、沉醉在生命狂欢的叙事中，而应是真面生命本体的苦楚，通过慈悲的文化诗性关怀，消融个体的孤独与恐惧。
洪加祥的这种对“苦感”文化的发掘，实际上背后蕴藏着大慈悲的佛教本义精神，扩大了生命之苦本具的范畴。因生命之苦范畴的扩大，与其相应的慈悲意识也获得了扩大，“在尘世”上也更加印证这种宗教观照，绝非出世、避世的。他解释了生命苦感，却不是在这种苦感面前束手投降，而是着重清醒人们业已麻木的心灵，唤醒创作主体的感情认知，从狂欢化、解构化的美学风尚中回归到“文学即人学”的本质关怀中，建筑其一道具有民族文化品性与精神的“心灵堤坝”。这种悲天悯人的“传统式”文化映照，与人类共通的悲剧意识与“平息悲剧”的精神结合了起来，从民族式的文化观照，上升到共融的人之本真观照。
佛学本来教义就有，与世出世间一切“善法”通融的开放性文化心态。印顺法师即言：“佛法是真实的、正确的，与一切真实与正确的事理，绝不是矛盾而是相融贯的。”洪加祥以宗教化的观照来直面生命的脆弱、人性在现代社会某种被异化与戕害的危险，来抗拒现代文化精神的冷漠与存在主义哲学式的内部隔阂，对抗这种淘汰式、竞争式、进化式的社会人文思潮，而以对苦感的民族特色的指认，充盈了时代的文化精神的构成，也提升了诗歌的道德品质涵养。洪加祥以其信仰本位，对这一重大文学、诗歌命题的书写，提供了一种值得参考的诗歌抒写方式。在对于苦感与慈悲的双重书写之外，洪加祥又在这一层面发出了他的佛教化观照：对欲望和“无明”的质疑、反思、去蔽，以及对清净、禅定、般若的向往。在《发烧时，我想烧塌那座奈河桥》（节选）中，诗人这样说道：
脑子烧坏塌了，我见到一群羊
天上飞着，可知与不可知的
众生发烧，被人毒打几百遍
中了眼皮双跳的蛊
这一把邪恶火，烧过来
无阴真干净，阳光到处明媚
连诗歌怕中毒，躲在地下管道
地漏和油烟道，甚至
马桶底下也无用
无症状的人流成一年悲悯
阳光灿烂，都在发烧
喉咙里都是刀子
怎样才递岀来杀豺狼
我呸，烧得一阵阵迷糊
想烧烤那只羊群里的狼
四处奔忙，狼爱羊呀
山呼海啸，喜洋洋呀
世人成了无症状
精神病患者侃侃而谈
大地一片发烧
我发烧时，想烧死这种阳光
想烧塌病苦人正走的奈何桥
让过于老实的苍生都活下来
死不了！高吟主席诗：送瘟神
纸船明烛照天烧
（2022/12/22-25，得冠病高烧不止草就）
这首诗作于2022年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后，不仅是诗人对时代、疫情的反思，更是对自我价值系统的一次大反省。诗人在“脑子烧坏塌”时，对“天上飞着，可知与不可知的”一些不明事务发生奇妙联想。在洪加祥的诗学观念中，世界永远是不可知的、无穷尽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在洪加祥笔下，会出各种令人“猎奇”的词汇语言。在《发烧时，我想烧塌那座奈河桥》中，诗人充满反讽、解构意味的列举了“地下管道”“地漏和油烟道”“马桶”“刀子”“豺狼”“山呼海啸”“奈何桥”“瘟神”等一些高辨识度、高饱和度的词汇。诗人使用这些词汇为诗歌的玄思“赋形”，可以说，诗人由“高烧”引发的一系列联想，出乎意料，似乎这些意象和“发烧”无关，但当这些词汇陈列组合后，我们很容易的理解诗人言中之意，心中所想，这就是洪加祥对语言的运用能力，看似毫无关系，其实暗藏大关联，所以我们读洪诗需要破译。
同时这也是从诗人经历体悟这次疫情感染之后，他的诗歌愈发明晰了转型的道路与皈依的立场。在此诗中，显示出洪加祥对之前随波逐流西方文化的厌倦，与主体的反思、“无症状”“精神病患者”“中毒”等这些都似乎在指认着时代精神的混乱，由于对人本主义的狭隘理解，对个人主义的无限放大，对潜意识的过度开放，对欲望的约束匮乏和放纵审美。洪加祥意识到，其中的“侃侃而谈”没有得到个人的反省与时代的警示，并似乎在时代语境中有扩大的趋向，有在当代诗歌中进行蔓延与审美的可疑趋势，在《过汩罗江的端午》中：
奔腾滚水可蒸熟一颗心

吃了二千多年的端午
就没品尝过一只青粽
那是屈大夫的血肉
你敢吃不
肉在内，米在外
箬叶严实包裹，散发青竹的纯粹
这可是不忍让你看真相
用历史大火焚烧
用一江清水闷蒸
蒸着的汽生，蒸着到汽死
每户人家用大锅当簋式炉
偈拜蒸烧不尽的家囯情怀

之后，许多青粽和荒草残碑
一起扔进汩罗江底
是凭吊还是安慰活着人
极度不安的内心
是不是要喊回那个沉江的魂
可江底靡烂阴黑
魂没有米，没有肉，没有皮

江岸上，匆匆前行的过客
听到赛龙舟的鼓点习以为常
甚至无动于衷
2022.5.26??草于武林
屈原精神的阐释是愈久弥新的话题。屈原的一生，上下求索，孤独高洁，以死殉国，不愿妥协俗世独立的品格，正是他青年时代从政初期所歌颂的“受命不迁”“深固难徙”“秉德无私”的橘树品格，屈原精神之“好修爱国”与我们民族深厚的儒家文化精神水乳交融。在始自汉代早期的历史观念中，屈原忠君爱国的“忠臣”形象是古代中国对屈原诠释的主流话语，“五四”以降，屈原向杰出文艺作者和独异个体的回归，屈原与国家的牵连逐步弱化。在洪加祥的诗歌写作生涯，有意抒写屈原命题，且带有相对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文化悲剧主义力量。洪加祥的这首关于屈原的诗都以疾呼的姿态在呐喊，似是在借古人不幸浇胸中之块垒，聊以慰藉内心的苦闷。
周建忠在分析“屈原模式”时所论：漫长封闭的封建社会给后代文人提供了相类的生活环境、遭遇与价值取向、追求方式。历代文人是以政治仕途为生命第一要义的，所以他们既向往屈原积极进取的精神，又有屈原自负、失意、孤独、压抑的深切感受，从而身不由己地像滚雪球似的选择屈原的消释模式。通过周建忠的论述可以看出，《过汩罗江的端午》是一首充满反讽意味并且带有解构意味的诗，诗人借屈原构筑的独特的隐喻系统和精神符号，“这可是不忍让你看真相/用历史大火焚烧。”“是凭吊还是安慰活着人/极度不安的内心/是不是要喊回那个沉江的魂/可江底靡烂阴黑/魂没有米，没有肉，没有皮。”藉此作自我灵魂的拷问、民族兴衰的沉思。
洪加祥对现实生活取的是“历史主义”的态度，带有时代的纵深感与历史感。以屈原“屈大夫的血肉”参加当下“习以为常”的斗争，以至于在本诗的最后，洪加祥无奈又平静的叙述“江岸上，匆匆前行的过客/听到赛龙舟的鼓点习以为常/甚至无动于衷。”所以在洪加祥的观念中，屈原早已不只是抒叙现实感受，也已不再是宣泄主观激情，而是屈原形象所象征的一整套身份认同生成的范式。洪加祥以此诗来表明古典文化的本质缺陷，表达当下人文知识分子的困境，诗人试图回归屈原、回归屈原精神、回归楚国文化、回归光辉灿烂的民族古典文化。
四
洪加祥在实现了对他心目中当前汉语新诗民族品性所隶属的文化母体的追寻与文化空间的构建之后，将诗歌的笔触贴在传统文明所发生与传递的乡土自然空间，延续中国古典诗歌对自然与农业文明审美的惯常倾向与伟大诗学理念。在对具有某种永恒性的自然与乡土的书写中，洪加祥努力去实现自己诗歌的文化栖居、情感栖居、自然栖居与灵魂栖居。在这个过程中，也努力完成对深具民族品性的汉诗在自然空间的搭建，在东方化、传统式的自然空间中获得诗意安居之感，并在与自然文明的本真对话中，亦收获了自然赋予诗歌的灵性与天然智慧。由于洪加祥的诗歌决定他的存在与追寻的空间，必然是诞生中国传统文化、诗歌与哲学的源头与根基——中国式乡土自然空间与行将失去的传统农业文明世界。
在此，他继续显示出“出世”的文化姿态。正是因为，他对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对深具民族生存与文化属性的传统栖居世界所构成的破坏与挤压，而倍感痛惜与痛心，并坚持秉承与之对峙的自然生态思想，以实现此时代文化与诗歌在生态意义上的和谐与制衡，在诗学价值上对自然和天然的美学的成立。而且他鲜明地表示，不应由工业化来通过对农业文明的“侵略”来实现现代诗意的生成，而是回归传统自然的审美空间，才能消化这一工业化带来的内部文化与诗歌疾瘤，并复苏现代诗歌世界里某种近乎机械而麻木的生命触感。
在洪加祥的诗歌，一直显示出对“诗意栖居”的向往，这和骑职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过他对于这一自然现象与精神本源的书写，是着重在对中国文化母体中自然存在的文明现象的复归与向往。他对“故乡”的寻觅，正是源于当下某种“无根”的现实。而“故乡”的概念，既包含了文化的旨意，更包含了“天人合一”的和谐化、自然化诗意。洪加祥努力在乡土自然空间中寻找自然所启发出的无穷而伟大的传统式智慧，来充盈自己对汉诗的民族品性构建。对后工业时代的的“人化世界”中，种种人为、人造的行为干预的负面印痕，进行诗歌中的“去”蔽与“去污”。同时，他站在在生态学和诗性智慧的维度，对某种极端性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表示怀疑与抗拒。并对这一诗歌的自然空间所包含的东方天然哲学思想与诗美进行书写、研习与体悟，在具有一定“正向建构”色彩的诗歌中，充实生命主体的生存智慧与诗性精神。在《下一场叶雨，秋祭达到高潮?》中：
    梧桐下一场叶雨，黄了半条河?
    钻孔洞石桥，秋祭达到高潮?
    叶黄浮水落地，一下子变红?
    只等，孔埠河来收尸?
    那些沿街乞讨的风，无处安生?
    重拾两岸叶瓣，跳几个寂寥?
    既然，落叶洞穿了整个秋天?
    死神签发一张张落叶通行证?
    但，表明不了人类害怕死亡?
    其实死亡本身亦会一起消失?
    死亡，只是一种活着的恐惧?

    至于落多少残杯剩碗?
    能装月光回忆?
    梧桐光秃一身，在卖惨?
    石桥触景生情发白?
    抹一层衰老霜?
    果然，河景是被落叶?
    一层层刮痧?
    那种淤血味道，秋有点伤寒?
                     （2022/9/26深夜于上海南郊）?
我们的文化与诗歌所栖身的安居地被破坏的悲剧处境，其中的教训与苦涩“那些沿街乞讨的风，无处安生”“梧桐光秃一身，在卖惨?”“那种淤血味道，秋有点伤寒?”像时代社会文明现状的写照。“其实死亡本身亦会一起消失?/死亡，只是一种活着的恐惧?。”事实上，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不可协调，但其本身的目的是求发展，但却伤害了在传统文明、乡土自然、古典诗意镜像里中国人原本应有的和谐、松弛、从容的“神经”。这里显示着一种直接的戕害与刺激，它与人性本身的柔软性、大自然本身的和谐性是对立的，充满着二元对峙的内在矛盾。
在高度工具化的文明标尺下，工具最终限制并驾驭了人，也即将导致人在这一非自然中的非自然存在境遇。而在对诗歌能反应的自然之美与古典诗意方面，洪加祥进行向自然本位的复归，以此对治现实层面与诗歌层面的双重的“机械化”“荒芜化”的存在形态。洪加祥对汉语新诗的民族品性构建工作，在自然空间中寻找着到了他的诗歌所能依靠的自然母体。本着鲜明的东方化自然诗学理想，完成了对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的批评，以及揭露其对于人的精神存在和精神生活产品的异化。
在确立了东方化的乡土自然空间在历史构成、社会存在层面的整体意义后，更突出了它对于汉语诗歌在当下的语境与困境之中，更具备着一种自然性的“清洁”与诗意化的“安居”意义。对比西方语境下破碎的的“荒原”镜像、西方文化、文学、诗歌中幻灭的“荒原”意识，洪加祥以民族式的自然思想本位，寻求自然与心灵的和谐之根本存在，以及诗歌的安顿人的身心生存与天然之美，提出了“故乡”的重申与意义的确立一一作为“荒原”的比对，这是东方化思想给出的答案。
在《山中的龙井村》（节选）一诗中，洪加祥向自然空间作本位的复归，明确提出了故乡在诗歌中必须在场的地位，加祥对乡土自然的书写，在本质上有一个来源于内心的宏大召唤，为了站在民族本位上追溯和澄清故乡的概念、价值与意义。他也在复归到这一针对时代的变化性而日趋具有永恒性的重要命题中：“回归故乡”。
如今，掐指一算?
我在一座山里已生活三十年?
杭州是一座有群山的城市?
每条路都像绳索会系着大山前行?
以前，门前的众安桥可乘船到苏州?
甚至可到更远的皇城北京?
但现在桥没了河没了?
浣纱河统统成了庆春路?
而我喜欢去喝茶的卖鱼桥?
曾是亁隆乘船来杭靠岸的码头?
如今水陆筑成马路?
鱼儿都游向了历史深处?
只有龙井村，坚守在通往都市的山口?
用它满地茶绿可以抚摸一下村庄皱纹般的道路?
也可以伸缩一下劳累后的身肢?
抖去周身沾满的泥土和绿叶，抚摸一下山下的西湖和欢快的城市生活节奏?
??…
当然，你可以花钱买龙井茶?
特级的或是一级的?
买回一点乡情与家的感受?
装点一下自己失重的内心?
但如果你是一个外乡人?
那么，有的情感对你来说遥不可及?
纵然饱餐秀色，你仍无法得到任何一支花草的感动?
在别人的村庄喝茶，茶自然是最可口的?
水也是山泉般的甜，但富村与穷乡?
变异着，或是替换着人的本性?
你心中升腾的依然是母亲养育你的抵抗自由?
和聆听不到内心不设防的放松与浑厚释放的原声?
2020年1月9日回忆龙井村生活
我们意识到，洪加祥对“故乡”的定义必然是从文化属性与自然属性来定义的。诗人“在一座山里已生活三十年”，无限的爱着这里的“纯朴、无语与简约?”，经历过诗人的“走出”与“出走”，似乎“错看了村庄”，曾经“山里村庄也埋伏着城里人和混乱不堪的生活”，曾经村里也因为种种而“种下祸根”而打破“天空与宁静”，似乎“山中的龙井村”在洪加祥诗歌体系中是一个“伪故乡”，其“总觉得自己的语言在流浪?”。在洪加祥的文化理想中，故乡是“以前，门前的众安桥可乘船到苏州/甚至可到更远的皇城北京?//用它满地茶绿可以抚摸一下村庄皱纹般的道路/也可以伸缩一下劳累后的身肢。”这是中国人理想化的诗意栖居空间，洪加祥赋予了这些自然事物以生命，书写了乡土自然的生命化想象，将它们置于文明与诗歌的重心，置于文明的生产者、智慧的创造者的地位。其诗歌乡土自然的诗性情怀，也再次显示其在生态意义上的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目前的中国诗歌日渐减少了对这一文学主题的书写，或者对这一主题的书写缺少宏观的深刻思想照射。“故乡的书写在今天无疑越来越具有母题的意味，在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背景下，它对殖民化的写作、无根的写作都有着有效的抵御作用。”洪加祥将对这一文学中的普通主题的写作，上升到一种内在文化意识统筹下的书写，其对自然母体的呈现，将为汉诗的发展提供一种可能的建设性——以敬畏而亲近的态度从自然本源中获得汉诗发展的源头性动力。
故土情结成为了中国古典诗歌中重要母题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故土情结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基石，是传统传承的固有情结。在民族自然空间的背景里和谐地共同生存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诗意的自由状态， 并不是任由个人主义的放纵，而是因传统秩序的辅佐，使生命在自然中获得一种中和、有序、平整的生存形式。同样，汉语诗歌也因此获得了内在、自然、宁静、协调的民族品性，如诗中所言，所有的一切都溶解在“山中的龙井村”那般真正东方化的纯粹的古典诗意里。
洪加祥的诗歌实现了对乡土自然空间所特有的自然与文化意义的指认——故乡与诗意栖居的价值谱系，使得他的诗歌获得了一种自然属性的安居，从而也使他试图建筑的汉诗民族品性所依附自然空间获得了诗学、文化学上的确立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他先是选择了向传统文明和民族文化本位靠拢，同时选择在与之息息相关的传统农业文明家园与乡土自然世界中寄居。然而，富有再生性启示意义的是，洪诗与他所梦想建构的诗歌使命，不但在这一文化与自然的空间中获得了根本的归宿与本位的挺立，更重要的是，他所皈依的文明价值与复归的自然系统，给予了他的诗歌以双向的反馈。洪加祥以他深具民族品性的作品，荣耀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的乡土自然，而传统文化与乡土自然会给予其丰富的资源和持久的发展动力，相同的，无声的、非人为的自然空间世界也传递给洪加祥的诗歌以深刻的生命智慧指示与诗学意义影响。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都依靠洪加祥对乡土文明作根本价值上的回归而实现的。洪加祥的诗歌似乎在某种意义上拯救着自然与乡土世界在当代汉语诗歌中的原本性诗意与价值高度，然而通过对自然空间的深切观察与用心领悟，洪加祥发现，其实最重要的意义，不是他在拯救着一种在现代文明下正在急剧下滑而受到重大冲击的自然文明，而恰恰是，自然文明以其本身的、隐匿的、天然的一种大智慧与大生命价值，实现了对洪加祥诗歌的“反哺”，清洁了他诗歌中的情感沉淀与思想渣滓，改造了创作主体的思想构成，提升了创作主体的精神境界与生命智慧，亦提升整个诗歌文本的品质特性——尤其是在对民族品性的建构中，赋予了诗歌因自然本身所具备的一种被当代人所忽略的超然、纯然、澄然的生命智慧与相关的诗学启迪。
洪加祥在此维度之外，更注重一种“现实感”与“真实感”。表达的是乡土自然与社会背景下一种更综合的整体存在，不做过高的审美渲染，或是对乡土故乡的一种想象化升华。在现实层面与生存景象的维度之书写上，洪加祥是“反自然乌托邦化”的，而是最大限度的去进入现实主义最精髓的真实性中，当然其中的情怀力量也没有减损。洪加祥对这种日常生活的劳作实相，进行着一种“常态的审美”。在一个民间被往往绑架或误解为一种纯粹解构的当下诗歌语境中，他努力地以民间生活亲历者的本体，来确立民间生活的美感与美学价值。
在《柳家村的石篱笆?》中“柳家村的石篱笆”与“硕大的鹅卵石”“菜园子”“斑驳的苔藓”“晒萝卜丝”“竹林和赤松”共同组成和谐而安逸的自然审美图景，在民间世俗生存与生活的背后，蕴藉着审美化的世俗本真情感。这种世俗情感，脱离了文学层面上的“小市民化”的功利主义，或经济学层面的小农意识的局限性，而是通过诗歌知识分子的身份与劳动者身份的同体对接，虽世俗化生活与情感进行审美升华，也包括净化与纯化，将其情感属性纳入贴近自然、热爱劳作、眷恋尘世的朴素而传统化的中国人审美情感中。而在这种对民间这种日常生活的生存实相的描述中进行着一种“常态的审美”中，其中不仅蕴藉着温情与真诚，而还有一种对文学、对诗歌本身的充实与塑造意义。
洪加祥对“民族品性”诗歌语言构建的首要因素，即为对传统诗歌的白描化语言进行古典与现代相融的探索，追求汉语本身所具备的“平和”“冲淡”的特质。这亦是有鲜明的现实与时代针对性：即许多崇拜西方语言的诗人们所倡导的西方后期象征主义：“综合”。而洪加祥的在他的汉诗语言实践中，以归于朴素的民族传统语言的根本自信，以中国语言的方式，尤其是对中国古典口语的现代式拓展，书写着中国人生存情感的实在。其艺术感染力既直白而简约，又蕴藉着深厚的韵味。
在洪加祥诗歌的书写中，一般情况下不选择“过度隐喻”“过度综合”“过度阐释”。其依然缔造汉语本身所指向抒情的本真传统的信念。 最后，在美学风格层面，洪加祥传承了汉语诗歌的高贵品质，体现出节制而优美的美学风致。他的诗歌深具“中和温润”之美，具有典型的“民族性”“中国性”“古典性”的美学风格。他在缔造自身的汉语属性的同时，更在默默通过自身的能量来传播汉语的“东方之美”，来试图感染诗人们的语言实践，为民族诗歌在语言层面的复兴与展扬。在对那些深具东方乡土世界色彩的自然与人物的口语表达中，没有过多的修辞晕染，没有某种精神化思想的理性逻辑表达，仅仅使用着最普通的词汇，用最简洁的口语相连接，将勾勒的景象和谐地通融起来。在简朴而清淡的描绘中，又流淌着一种语言的简约之美。
这来自于传统诗歌的语言美学精神，能更有效地诠释出自然世界的天然审美属性。首先它放弃了对自我精神的高度执着，以“清淡”的语言特质自然地反映外部自然世界。而这一口语性质的描绘，在“清淡”的背后，有着审美精神更高远的追求——它是丰富的，又似有一种清幽的回音。其次，这种以口语为基础的语言摹绘和勾勒，拒绝了过度对细节的呈现，它在对外部存在进行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书写中，其内在的美学原则为“传神”。所以有一个节制性的限度，与自我主体的美学控制，重在对审美对象的整体风貌与内在韵味进行传达。此外，在对审美对象进行简约而明晰化的语言处理中，内部隐藏着一种内在的审美情怀作为支撑，即东方美学式的含蓄与无言之美。显然，他排斥对琐碎意义的呈现，追求着古典化的简朴与大方。故放弃了细致入微的笔触，放弃了过度依靠主观思辨的自我中心意识，也放弃了刻意雕琢的哲理性语言，达到了一种清淡、沉默、和谐的内在之美。
更可贵的是，这种以口语为主要语言机制的描摹，与人的心灵是相沟通的。也就是说，在描述中与东方古典诗歌式的“传神”品质相通融地汇接。近些年对汉语之美颇有研究心得的诗人、诗评家洪加祥，就对洪加祥的这种简约、清晰的古典诗性口语风格。在洪加祥的诗学世界里，写诗其实很简单，一草一木，一桥一家，三两闲人，便是诗，便是自然。也就是这样，洪加祥将这种口语意识下的古典诗性书写发挥到更自然、更丰富，也更“大美无言”的境界。
五
某种程度上，洪加祥是在通过自己的诗歌语言实践与复归的努力，在个人体系下的诗歌中，尽力去祛除和纠正某种对西方诗歌语言过度操用的深刻缺陷，并坚持对自己诗歌的语言特质的塑造与完善，进而试图来平衡整体诗歌存在中语言问题的形态。或许在短时期内，乃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努力都是极为艰难的。因为在当下乃至今后的语境中，对“现代”“后现代”的先锋语言追求，和不断向外寻找、不断从域外诗歌的成就者和代表性文本中借鉴，以及与某种国际化标准接轨的倾向，都是有所凸显的。而这种疏离感的产生，其中一个重要历史与传统原因即是，抒情诗的创作历来居于诗歌传统的核心位置，在中国古代的诗歌史上，抒情一直是汉语诗歌的核心，更是一种重要的语言言说传统。
在洪加祥的抒情语言中，并非都是全然追求平淡、朴素、静谧的古典诗意。在写给亲人的诗歌《二月，北方那场雪》里，洪加祥的诗歌则显示出源于民族传统语言的根本自信，以当代汉语的方式书写着中国人生存情感的实相，“关于钢板与炮塔内/射出的不仅仅是子弹/更是怨恨与愤怒/时间积攒下的漫天大雪/竟僵硬成钢铁洪流/白茫茫的一片/雪红雪白。”其抒情感染力的艺术效果有着直白而简约的震撼感，同时，又传递出心底某种不竭的呼唤与自强的梦想：诗歌从描述，渐渐走向抒发心声；从平静，渐渐走向悲恸；从失落，渐渐走向呐喊。这里的情感，在亲情与孝心的维度上，已经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相当吻合了。
然而，这种渐进的抒情，有着似乎更博大的象征——尤其是结合洪加祥的文化本位与突出的“孩子”的形象。“深埋雪的炮声和深埋撕裂人心的爆炸声/不再以雪死亡的名义，回来。”是洪加祥对时代的失望，更是对自己的严苛要求，亦或是内心因这些民族化文明母体日渐消融而产生的深切悲痛。而“大地温暖，新的人间烟火”中，则有着一位文化传承者不死的信念，与一种为民族文明与传统文化复兴而不竭努力与奋斗的宏愿与立誓。洪加祥在语言的描述性层面，采取的是通融古典与现代的口语化书写，其色彩是简约、明晰、清澈；在语言的抒发性层面，采取的是自然而纯然的恒久性诗歌语言，其风采是真诚、朴素、动情；在语言的美学性层面，洪加祥从他的诗歌梦想出发，从建构汉语新诗的民族品性出发，传承着汉语诗歌的语言的高贵品质。以节制的民族化语言意识，笃定的传统性美学作风，在一个语言内在维度里充满着不少奇异、古怪、扭结成分的多元化诗歌时代，他忠诚地延续着传统文明、文化、文学尤其是诗歌中汉语的中正、温雅与超脱之美。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诗人开始扭转他们的语言表达的倾向，开始将现代性的辞藻始以古典化的简明与节制的形式进行表达，也欲图传递出一种隐逸而闲适的中国美学风格。但是，对于汉语诗歌的中正、温润、从容、超脱的整体化美学风的表现，并非只是单一的使用古典词汇，或古文的表现手法。没有内在的传统化修养与深刻的传统文明精神，可以创造出“新品”，但很难创造出深得古典学内蕴与风骨的“精品”。
所以近年来尤其注意汉诗语言中正传统恢复的诗人洪加祥，面临着这部包涵了经验、亦充满了教训的汉诗语言发展历史，就发出一种包含了个人经验、又映射着诗歌语言整体发展脉络的深刻思考。其实在诗歌写作界内部，一直在语言层面受到关注与好评较多的洪加祥，也在传承着诗歌语言的“汉风之美”，并且适时作出了相应的拓新，使他的文本与浅露而庸俗的“伪古典”划清了界限。在《庄子的玄珠》——-献给2023年中：
历史磨砺打蜡，陀轮钻孔
一月时辰。青铜时代不知当年
地壳运动迸裂出红琉璃
炙热溶为玉石，抛光成战汉
打光，珠面点状星点蠕熟
仿佛烤煮过两千年烈焰红唇
点尖小，但光线长
芒光刮过一阵刀锋剑影
去年，青海曾被我刮晕了

记得黄帝，游乎赤水之北
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
赤火为离，北水为坎
赤水北坎离交媾
水火济之所，人体之丹田
遗其玄珠。我此番在格尔木
与永丰弟拾得庄子
他在石滩上用阳光大哭
我大惊，上手的竟是玉珠

现在，庄子的玄珠
归去来兮，我在武林扔之对窗
想让潘金莲挑南宋帘接着
给大郎二郎消灾，但我手上只有
2022年12月最后一颗昆仑玄珠
扔之弃之，远离之，无怜悯
仅盼新一年百姓能除病，洪福齐天
千秋万载武家别再来寻我，讫莫还
讫世上少蠢货、少书袋子治沙谷
世事方可无恙乎
还之象罔，珠玄有道
别是昆仑万里寻来庄子颠倒
自然共融的古典东方诗学式的平缓和温和，语言的形式简约、干净，又不失现代诗的深思。而这些，都是对在当下浮躁的社会景象、激进的文明进程、聒噪的诗歌话语所进行一种反思，或是个人层面的对峙。而当我们的视角从历史的回顾中拉回，放置在当下的语境中，洪加祥在对他所向往的汉诗的语言层面的民族品性建构中，将恢复中正、平和、典雅、温润“中国性”诗歌语言的整体美学风格放在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诗作中传递出这样的一种理念：整体美学风蕴是语言建构、与汉语本身“本性”的精华性存在。在洪加祥看来，这种汉语的传统美学内蕴，即是民族品性中“品”所本具的一种结 构必备因素，又“性”所涵盖与外延的开放性存在，并且是与“品性”整体所对接的一种语言审美精神。因为这种美学，是传统的精髓，是建构和复兴汉诗的“语言母体”的终极性本质存在。
但这种似乎看似宏大而深远的语言建构使命，在洪加祥的语言处理中，往往显得较为简洁而内蕴深远。或许这正体现着一种自然的东方美学之道，往往是由简约但精致、节制而无穷的方式来呈现出来的：诗中将这种传统诗歌、古典汉语的张力发挥地恰到好处。在对语言张力的局部融解中，最终达到一种和谐的东方式美学境界；在简约的描述与节制的抒发中，语言恢复到一种于古典诗歌美学相关的传统诗意中。在这其中，诗人因对汉诗的语言母体及文化母体的忠诚，而获得的一种整体化的中国性诗歌语言美学。它的风蕴是简约、节制、天然，但具备自足性，绝非某种“伪古典”，或在西方文化与诗歌资源的本位下对传统诗语的某种“拼贴”与“剪切”式的学习。
其从本质上而言，洪加祥的诗歌美学实践，与中国古典诗学的语言美学原则是无可分离的。中国传统诗歌即标举着中和、平正之美的理念，特别强调描述和抒情语言的的蕴藉含蓄与韵味悠长。其语言的美学内蕴建筑于“中国传统的“乐而不伤，哀而不淫”的抒情模式，特别是将情感消解在自然意象之中，追求情景交融、物我和一”的艺术境界中。其中有着深富中国诗学与哲学的辩证法之道：诗歌的语言艺术既以情感的审美表达为最终目的，但情感的表达又不能毫无节制，放任自流，以至失去应有的感染力。其主张将个人天性感情与社会礼义规范的辨证统一，以抒情为主流的传统中，倡导语言美学的含蓄蕴藉、中和之美。其追求的艺术境界和审美理想，固然与诗本体的需要相关，但也和中国民族含蓄内敛的精神品格，以及中庸允当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看，诗歌中汉语的美学传统，具有着普遍而永恒的审美、哲学与生命意义。
六
在古典诗学的范畴中，如何才能在诗歌创作中实现含蓄蕴藉的中和之美，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的前两篇中，有过甚为精辟而诗化的论述：所以在古典诗学中，外在的中和、平正、笃定、祥和的传统式美学效果，是由写作主体的行为息息相关的：包括创作主体仔细酝酿文思，保持虚静心志，清除妄心杂念，宁静专一地专注于语言的拓展等。正是因为秉持虚空宁静的心思，并加强内在心灵修为与修养，诗歌的内容蕴藉、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文章的遣词造句三者才能结合得紧密而自然。
在此间，不追求刻意造作的冥思苦想，而要体悟生命、外物、自然的整体之美，将自己的主观情感与外界的客观存在融会贯通，并通过优美而雅致的语言形成鲜明的意象，进而产生或深厚、或淡远的情调。在这里，我们能深刻体会到，洪加祥在民族品性构建美学层面上的中国性的塑造必须有深刻的内在文化修养与内心境界的修为。有了创作主体本身中正、温润、清高、笃静的文化心态与传统积淀之基础，才能构建出此种美学维度下的汉语新诗。
我希望洪加祥可以持续为当下诗坛做出更大贡献。
我也希望洪加祥可以健康的写心中所想。

2023年1月18日作于北京昌平
【作者简介】贾赛赛，笔名木易。诗人、当代重要的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传世图书策划出版中心总编辑、首席编审、《读后感》杂志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