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起直追，勇往奋进……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穿越100多年的风雨沧桑，他那洪钟大吕般的声音，依然铿锵作响，撼人心魄。
一袭长袍，圆脸黑须，目光深邃，神情镇定，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定格在人民心中最后的形象。
漫漫长夜中，他高擎火炬，在中国最早播下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他将短暂的一生，全部倾注到建立“青春中国”的革命伟业中，并为之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理想心声：创造青春之中华
鸦片战争后，中国处于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1916年5月，27岁的李大钊结束了日本的留学生活，回到祖国。当时中国正在开展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在全国人民的谩骂声中，袁世凯不治而亡。为进一步施展抱负，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创办了《晨钟报》，邀请李大钊主持编辑工作。在创刊号上，李大钊发表《〈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文中第一次阐明“青春中华”的理想，向青年发出奋起自觉的召唤。他指出，中华民族亟须解决的，不是亡与不亡的问题，而是如何再造青春；中国的出路在于摆脱旧传统、旧观念束缚，勇往奋进，急起直追，创造一个面向未来充满活力的青春中华。
1918年，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成为新文化运动主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李大钊认为，古老的民族能否再现青春，关键“系乎青年之自觉如何耳”，因此致力于青年启蒙，做青年的良师挚友，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提携扶持，指引青年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包括毛泽东在内，李大钊的红色旗帜下，还围绕着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等一批进步青年。
按照当时北京大学的薪酬待遇，李大钊每月240大洋。但他“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夫人赵纫兰常为家中生计发愁——原因是李大钊常接济贫寒学生。最后，北大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关照会计科，每月发薪时先扣下一部分，亲手交给李夫人，免得李家“难为无米之炊”。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去北大求职，受李大钊赏识，安排当助理员。在北大工作期间，他常旁听哲学和新闻课，想找名流请教，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话”。而当时已是学界权威的李大钊，对这位只有中等师范学历的属员不仅有问必答，还常推荐新书。1949年，毛泽东率中央领导机关自西柏坡进入北平，感慨地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
“青春中华”之理想，奠定了李大钊一生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崇高使命感和不懈奋斗精神，让他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和革命家之一。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入狱。他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惨遭反动派杀害。据当时报纸报道，他受审时“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就义时未满38岁。
为共产主义“点种”
从介绍十月革命的革命经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到创建一个又一个的先进组织，再到中共一大的筹备，李大钊提携后辈，为革命“点种”起到了先锋与领路人的作用。
1918年夏，李大钊回到家乡河北乐亭度暑假。亲戚赵云奇问他：“三姐夫，你在北京倒是干啥呀？”李大钊浅浅一笑说：“点种。”赵云奇对这个回答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继续问：“庄稼人种地要点种，你点什么种？”李大钊说：“你是个商人，是不懂我点的什么种的。”赵云奇后来才明白，三姐夫点的种子，是革命的种，共产主义的种。
这年10月，毛泽东经老师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做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负责登记新到报刊和阅览人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这时他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还在天安门广场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演说。1949年3月，毛泽东由西柏坡北上进京途中又讲道：“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主张把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来。《新青年》《每周评论》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李大钊认为还不够。他与王光祈等人商量，决定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在1919年6月30日的筹备会上，大家推举王光祈为筹备处主任，李大钊为编辑部主任。第二天，学会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根据李大钊等人的提议，将学会的宗旨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沈泽民、黄日葵、恽代英、高君宇、赵世炎、蔡和森、李达、杨贤江、缪伯英、许德珩、田汉、朱自清等来自各个领域的进步青年，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当时在北京，唯有李大钊有可能联系各种社团和派别，形成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陈独秀于1917年1月13日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到任后他就把《新青年》杂志搬到了北京大学。李大钊1917年底受聘于北大，1918年1月接替章士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兼任教授。北大共事期间，陈独秀团结李大钊等一大批先进分子，进入其创办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组成了新文化运动阵营。在北京大学期间，陈独秀与李大钊接触频繁，“常出入李大钊的办公室”。1918年7月至11月，李大钊连续在《新青年》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等三篇文章，在中国首倡马克思主义，并热情颂扬俄国十月革命。正是因为《新青年》杂志和李大钊等人的宣传研究，使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开始风靡中国。
1920年初，获悉京师警察厅准备逮捕陈独秀的消息后，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装扮为收账先生，让陈独秀坐在车内。为了避免暴露陈独秀的南方口音，沿途住宿等一切交涉皆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也就在这辆雇来去天津的骡车上，陈独秀与李大钊“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就是后来传为美谈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
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领导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陈独秀领导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8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在各地党的组织先后成立后，国内外已经有了8个党的早期组织，共50余名党员。在陈独秀、李大钊的领导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担负起了中共中央局书记领导全国党的工作的重任，李大钊则负责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领导下，实现了与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国民大革命高潮。1925年，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五卅运动”获得胜利，给予英日等帝国主义以有力打击。
对于“南陈”与“北李”的丰功伟绩，当时就有人写诗颂扬道：“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可见“南陈北李”当年已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盛誉，并广为人知。